近代文言译诗中的中西宗教因缘

发布时间：2019/10/2 浏览量：3207 分享到：

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近代诗歌翻译来说，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影响了近代译诗在中国本土的发生与传播。有史料可考的中国最早的外国译诗是1854年刊登在香港教会报纸《遐尔贯珍》上的《论失明》，译诗以四言诗体译出，作为宗教文章《体性论》的附录，其原作是英国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On His Blindness》，译者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翻译的发生与宗教宣传活动密不可分。

近代文言译诗与外国传教士的宣教活动关系密切，传教士参与创办的各类教会报纸也为近代文言译诗的发表提供了平台。因宗教宣传需要，传教士参与翻译福音书和赞美诗等宗教作品，这些文言译诗或者由传教士独立翻译，或者由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与外国传教士联合进行翻译。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1857年创办《六合丛谈》月刊，介绍宗教、科学、文化和新闻等内容，其中《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西国文具》等翻译作品介绍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状况，尤其是诗歌方面的文学创作，注重诗歌文学的交流。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也是通过教会报刊逐渐为人熟知。1868年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中国教会新报》，于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1896年，蒲伯的《人论》节选出现在《万国公报》所刊载的《重裦私议以广见公论》一文中。随后两年，该报主编之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联合任廷旭将蒲伯的《人论》完整翻译出版。《万国公报》还于1878年和1880年分别刊登了中村敬宇节译的英国诗人葛罗丝米德（Oliver Goldsmith）的诗歌《僻村牧师歌》。此外，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也是经由近代重要宗教刊物《中西教会报》被介绍到中国。总之，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报刊是西方诗歌进入中国人视野的重要渠道。

近代西方宗教传播给予了文言译诗传播发展的机会，同时这种宗教传播的需求也影响了文言译诗的语言组织构造。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诗学观念根深蒂固，译诗以文言为主。袁进在其《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一文中提到：“西方传教士最先运用汉语翻译西方诗歌时，也是运用浅近文言，因为当时白话诗歌很少，而且这时的白话诗歌不同于后来现代文学的白话诗歌。”另一方面，译者们顾及传教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对译诗进行口语化改造以便于熟记，易于在乡野间流传，因此部分宗教类诗歌有很强的歌谣性。1896年《中西教会报》刊载金湘儒翻译的《新年如意诗》，译诗风格偏于口语化，例如“我愿弟兄同获福，勿忘至乐语频频”“算来福祸凭谁造，得失原何尔自招”“年年降福复年年，遇难成祥悉有缘”。诗歌中的宗教思想浅白明了，叠字形式易于记诵，民间信众数量的不断增长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形式。

虽然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着近代文言译诗，但是由于翻译的特殊性与本土性的影响，近代文言译诗同时蕴含中国宗教文化的因素，尤其以佛教、道教为主要表现内容。与西方宗教传统不同，中国佛教与道教的独特性在于政主教从，其宗教教义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各派教义之间的对抗性相对柔和，并且中国文人向来受本国宗教教义潜移默化影响，也顺其自然将本国宗教思想移植到文言译诗中以表达自身对原诗思想感情的理解。以传播西方宗教为目的的译诗主要表现的是西方宗教理念，引导民众信奉主神，而那些包含中国宗教教义的译诗，其中的宗教思想更多地起到了文学创作上的审美作用。

中国佛教理念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民间更注重其中的世俗化因素如因果轮回等，而道家思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思想，主要以求仙长生、虚空无为的理念引导人们的俗世生活。在近代文言译诗中，佛道思想所体现的审美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的论辩色彩，二是诗歌意境的营造。佛教与道教作为中国的重要宗教，文言译诗主要体现出其教义的世俗化影响力，部分译诗生动反映了佛教与道教思想中的论辩色彩。陈独秀的译诗《赞歌》中的部分诗句：“汝手不死触，乐我百障空”“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挈临自在天，使我长皎皎”等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相较于原诗，译者斟酌诗意，选用了中国佛教用语来表达原诗的宗教哲学精神，同时带入了佛教理念中的诸法无我的哲学论辩思考。1914年胡适翻译的作品《大梵天》中的片段：“杀人者自谓能死人，见杀者自谓死于人，两者皆未深知吾所运用周行之大道者也。老子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胡适以佛教之创造神为题，借用中国道教的论辩思想来表达一种更为东方的哲学性思考。在译诗意境创造方面，罗正晫在其译诗《水仙诗译》中提到了原诗作者的写作背景：“既壮退居此英湖滨乡，而度其平民生活”，因此译者揣摩原作者的写作心境，结合原诗译成“四大我皆空，独为兹花据。身心与之俱，羽化而仙去”。佛教“四大皆空”的理念与道教“羽化登仙”的教义相结合，全诗的基本理念接近佛教的“无挂无碍”思想和道教的“出世”态度，追求的是“任性自然”的精神，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宁静幽远的诗意境界。与之相似的还有戴宗球的《隐士吟》：“归与隐君子，相我岑寂路。远烛含慈光，照彼谷幽处。”译诗中“隐君子”的人物形象远离功利性的凡尘俗世，诗歌意境显露的是道家“虚静”的审美格调。佛道思想契合了部分文言译诗的审美意境，离尘避俗、清净恬淡的原诗风格较易使译者与涅槃寂静、道法自然的精神联系起来，营造本国读者熟悉的审美意境，创设文化共鸣。佛道教义借译者之手在近代文言译诗中展露着宗教的文化魅力，他们的文化诉求并不以宗教传播为主，更多体现的是文学价值。文言译诗中的佛道思想展现出哲学论辩色彩和空寂无为的意境，体现了中国宗教思想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的文学审美感情。

中国宗教理念在译诗中的出现，一方面是“无意”的，译者群体大多为中国本土文人，长期受到本土宗教思想的影响，其诗学审美与中国宗教传统文化不无干系，在进行翻译时难免为表达诗歌意境与情感的需求而选用自己早已熟悉的一套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它又是“有意”的，文言译诗的受众是受中国诗学传统浸润的读者，译诗中的宗教语词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接受，有助于增强译诗的文化认同感和传播力。

总之，近代宗教传播深刻影响了文言译诗的发生与发展，既为文言译诗提供了传播平台，也影响着译诗本身的语言组织方式。佛教教义与道家思想在文言译诗中承载着文学审美功能，展现了翻译的本土化特征，有助于创造文言译诗的本土审美认同感，推进译诗的广泛传播。文言译诗独特的创作特色体现的是近代中西宗教文化各放异彩的态势，也体现着中西宗教文化在近代诗坛的不同功用。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近代文言译诗整理与研（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