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时，曾“导洛至熊耳”。然历来对“熊耳”之实指尚存争议。一指河南省卢氏县之熊耳山，一禹应是陕西省商州市（古称上洛县）西南之熊耳山。北宋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寓居商州城南之天柱山达八年，即持后一种意见，并为此题写了一首《辩熊耳山》的“五律”：
昔禹别九州，导洛自熊耳，东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
熊耳自有两，未知孰为是？书传称上洛，斯言得之矣。
“书传称上洛”，即是禹《尚书》《左传》所说的“导洛自熊耳”，系指上洛县（今商州市）之熊耳山。而且又强调了一句“期言得之矣”，就是说这话说对了。
熊耳水患治理之后，大禹又治水商山。商山，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西南7.5公里处，因形若商字而得名。《商州八景》有“商山雪霁”，且因秦末“四皓”（四博士）隐居此山而名噪书史。治理商山水患，要比治理熊耳水患难得多。在大禹正犯愁的当日，有位名真行子（或贞行子）的奇人，为指点大禹治水取得成功，登门馈赠给大禹两部“宝书”：《九畴书》及《灵宝五符治水真文》。大禹正是读了这两部书才将神州划为“九州”，分区疏导，不仅降服了丹江“妖龙”，而且治住了全国洪水之灾。这便是“月儿弯弯照九州”之“九州”的肇端。
后来，和大禹一起治水的契（音薛）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于商，赐姓子氏”。商地古称商国，即契之封国。
商洛人，为祭祀这些古代治水英雄，曾在境内多处修筑“禹王宫”、“契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