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伟大的精神如民族血脉，可以代代相传而生生不息；伟大的人格如浩瀚星辰，可以穿越时空而光芒长存。由陕西省委党校组织编写、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伟大的精神崇高的品格——诗文信函名言中的共产党人》一书，收录了51位革命领袖、英模先烈的诗文、信函、家书和名言警句，“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编辑部对该书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将陆续刊发。希望各级党员干部能够永远铭记革命先辈的不朽英名和丰功伟绩、缅怀他们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净化思想灵魂，保持政治本色，为实现理想、践行宗旨、履行使命而努力奋斗。
一个安南巡捕开始搜查，取走了装钱的小皮夹子、领带、吊袜带、手表、鞋带、吊裤带、里裤带，取去“不能一刻离的近视眼镜”！这种手续大概是预防犯人要暗寻短见吧。我们都要这有用之身为救国努力，谁愿寻短见呢！
——邹韬奋《经历》
邹韬奋（1895.11.5—1944.7.2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2009年9月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邹韬奋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卓越的文化战士，同时也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家。在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以笔代枪，不畏强权，虽经历坎坷，六次流亡，颠沛流离，始终不屈不挠。邹韬奋同志是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典范。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1922年，27岁的邹韬奋开始在中华教育社从事职业教育工作。1926年10月，因为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敏锐的洞察力和超群的表达能力，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的推荐下，31岁的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开始了他“以犀利之笔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生涯。
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的内容焕然一新。他以笔为武器，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素，亲切自然，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很快获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读者中声名鹊起，发行数量随着内容的改进而逐年增加。邹韬奋接办3年，订数从2000多份增到4万份。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从最初的“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这一办刊宗旨，转而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邹韬奋把《生活》周刊作为动员的号角，以手中的笔为工具，以周刊为阵地，反复向人民大众揭露亡国危机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生活》每期都用大量篇幅谴责、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坚决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并督促有关各个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一致抗日。
邹韬奋和他领导的《生活》周刊，成了抗日救亡运动最坚定的参加者。白天他们为采写新闻奔波不止，夜晚又写作不停。恨不能分身为几人投入抗日热流。那个时期，《生活》周刊和主持的生活书店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销售数一度达到15万份。
国民党政府对《生活》周刊的抗日态度极为恼火，恫吓甚至下令禁止邮寄，直到最后查禁。邹韬奋面对国民党的禁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坚决地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
1932年1月中旬，无奈之下，蒋介石派心腹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进行了4个小时的辩论。在辩论中，胡宗南企图对邹韬奋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但邹韬奋毫不畏惧，义正词严地说：“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暴力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胡宗南辩不过邹韬奋，便转而要求邹韬奋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坚决地表示，他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邹韬奋与胡宗南的辩论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全国读者的热烈赞扬和拥护。虽然国民党政府罗织“言论反动，诽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通过官方渠道邮递，后又在全国禁止邮寄。但是，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加入到运输传播的队伍，他们想出种种办法，帮助《生活》周刊的邮包绕过军警特务的监视，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渠道，大捆大包地运往各地，把抗日的声音传递到了大江南北。同时，为了扩大宣传阵地，1932年7月，邹韬奋在周刊的基础上，创办了生活书店。
因为坚决抗日，邹韬奋曾被迫流亡国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经常受到盯梢。特务组织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邹韬奋进行毁谤和威胁。蒋介石指派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恐吓他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殊不知邹韬奋是硬骨头，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因为邹韬奋的“胆大妄为”确实令蒋介石大为恼火，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处境危殆。邹韬奋刚结束美国的流亡生涯，又不得不再度流亡香港。
拒绝收买 揭露贪官
1931年6月中旬，上海爆出一桩丑闻：年龄已46岁而且娶有一妻二妾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利用权势软硬兼施，娶本校应届毕业女生保志宁为第三妾，还耗资50万元在愚园路造了一幢豪华婚房。邹韬奋经过调查，在其主编的《生活》周刊上以《久惹是非之王保婚姻》为题，揭发了王伯群的丑事，引起社会热议。王伯群以官位权势吓人，写信指责《生活》周刊诬蔑自己。邹韬奋不怕权要，毫不畏惧撰文给予反击。其间，读者又提供王伯群将公款混用于私宅的信息，邹韬奋派记者明察暗访、多方调查得知，王氏的豪华婚房造价装修总计近90万元，大部分算在了公家账上。邹韬奋于是决定在《生活》周刊发表调查结果，全面揭露这个国民党巨贪的丑行。
王伯群闻讯后当即派亲信两人去见邹韬奋，希望“花钱消灾”。这两人对邹韬奋说：“王部长最喜欢看《生活》周刊，情有独钟给《生活》补助10万元。”邹韬奋对其意图洞若观火，巧妙而坚决地推辞道：“《生活》是民间同仁入股办刊，向来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好意只能心领了。”任两人巧舌如簧，邹韬奋毫不动摇，坚决不肯接受10万块的封口费，只好央求邹韬奋说自己回去交不了差。邹韬奋笑着说：“既然如此，那就把钱捐赠给仁济堂，用以赈灾救难，我现在就可通知他们来人办理捐款手续。”这两人一听，赶紧推说“待回去请示”，灰头灰脸地溜之大吉。王伯群“封口”无效，在邹韬奋《生活》周刊的无情揭露下，王伯群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中央只好被迫指令王伯群辞职，以平民愤。
追求光明 矢志不渝
无论是流亡香港，还是回到上海之后，团结、御侮始终是邹韬奋工作的重点。他积极参与援助绥远抗战，并不断在《生活星期刊》发表社论，积极声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当时，有朋友告诫邹韬奋将有被捕的危险，邹韬奋却无暇顾及。
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半时，邹韬奋被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声所惊醒，他赶紧加上一件外衣，从楼上奔下去开门。四五个人一拥而入。他就这样被捕了。距他在鲁迅葬礼上发表演讲整整一个月后，因其鲜明的抗日反蒋立场，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著名爱国人士一起遭国民党逮捕，这就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爱国有罪”事件。
“七君子”被捕之后，各界人士积极营救。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君子无辜被捕发表两次紧急宣言。宋庆龄、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均奔走呼吁。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才先后出狱。被囚禁的243天中，在与反动当局做不懈抗辩的同时，韬奋手不停笔，写成了《经历》《展望》《萍踪忆语》和《读书偶译》等四本书。在《经历》中，邹韬奋对这段牢狱生活有很详细的记载。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虽然被捕入狱，身陷囹圄，手铐脚镣加身，但是为了救国大业，邹韬奋并未觉得这段经历是耻辱的事情，反而觉得能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他甚至觉得，流亡、奔波和牢狱生活，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因为“转移阵地的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他的无所畏惧的斗争使得“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
1937年后，他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
邹韬奋一生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党组织认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对党和革命事业更为有利。1942年，他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不幸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11月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亲笔题词，并指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原载于《伟大的精神 崇高的品格——诗文信函名言中的共产党人》）
